喻斌：春晖琐忆（一）

作者 喻斌（汉江师范学院教授）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还从未为她写过只言片语。天下人怀念慈母的文章，多的不可胜数，基调大都是感怀母恩、歌颂母爱。天下的母亲各不相同，但对子女的养育之恩、呵护之爱基本相同，所以在这个主题上，难以创出新感。可我的母亲却有着大多数母亲不曾有过的经历，她生活的时代，处于封建末世向民主时代的过渡期，作为较早地接受现代教育的新女性，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要承受国破家亡的痛苦、要经历大浪淘沙的洗礼、要融入激浊扬清的洪流，身心与灵魂所受到的冲击就不是一般执帚拂巾家庭妇女所能体会的。从她的一生中，可以看到旧时代的烙印，可以看到追求光明的履迹，也可以看到一代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缩影。

母亲在世时，很少对我们讲自己的过去，可能是不愿重温记忆中的痛苦。我们也不敢贸然去追问。所以对她的青年时代，只能是浮光掠影般知道些片断。改革开放后，卸去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她从容地说过去的就让它永远过去吧，这也是我迟迟动不了笔的原因。现在以随笔的形式写来，我叮嘱自己尽量排除主观感情的干扰，不浮夸、不虚美，只写真实的生活片断，力图客观地再现我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一

一九二三年，母亲出生在湖南南县城关镇一个贫民家庭，因家中无力抚养，几岁时就被送人，收养者是华容县城里的一个小裁缝。小城里的手艺人，家境毕竟宽裕得多。到了上学年龄，养父给这个抱来的小女取名叫陈映华，原名“杨海云”就永久地消失在千里洞庭的浩渺烟波中了。

湖南是最早接受世界潮流、实施现代教育、感知现代文明的内陆省份，中国革命早期的妇女领袖，如向警予、杨开慧、蔡畅这些巾帼英豪，都是上世纪初在三湘大地上接受了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熏陶。母亲在华容、岳阳的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回忆说，受时代风气影响，家里气氛比较民主，当她激烈反抗养母为她裹小脚时，父亲毅然支持了她，扔掉了千余年来捆绑妇女的裹脚布。革除了这一陋习，使她获得了参加校女子足球队的资格。母亲以奔跑速度夺得球队前锋的位置。每日生龙活虎，一月一双鞋。学校钢琴室，也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从小她就展现了体音美方面的天赋，这些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事，在一百年前，该是多么的时尚、多么的前卫啊。

一九三八年底，武汉保卫战接近尾声，中国军队未能守住防线，隆隆的炮声使长江两岸的百姓们提心吊胆。接下来就是政府西迁重庆，工厂、学校及大批难民潮水样涌向巴蜀之地。面临近在咫尺的日寇，岳阳的师生也踏上了流亡的道路。还不满十六岁，尚未毕业的母亲，提着一小皮箱，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几位结伴而行的少女，跟着逃难的队伍，步行三百多里来到宜昌，准备进川避难。

母亲后来回忆说，当年西迁的物资、设备、人员都汇聚到了宜昌，街道上难民接踵摩肩，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要弄到一张船票，比登天还难。危难之际，民营企业家卢作孚挺身而出，将民生轮船公司的全部运力都投入到这次大搬家中，希望尽可能地保存国家的工业基础，为抗战作长久的准备。母亲整日徘徊在江边，头顶不时有敌机掠过，或丢个炸弹、或扫射一阵，江面上不断地有同胞尸体漂来。几个未成年的姑娘面对滔滔江水欲哭无泪，最后在一位好心老者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一条进川的木帆船。船上全是难民，船太公告诉大家，兵荒马乱的，这就叫同舟共济，能不能闯过三峡，只能听天由命。木船每到一个滩口，乘客都下船，由绞盘把船拖过险滩。要是山头上升起了红色气球，就是空袭警报，船即靠岸，乘客赶紧躲进江边草丛里，等敌机走了再上船。碰到急流河段，男人们还跳进水中帮着拉纤。到了陪都重庆，一行几人租住在城市江对面的山坡民房里，等待已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招生开考，大家去碰碰运气。一九三九年武汉大学考试这几天，敌机对乐山不间断轰炸，考大学的梦也破灭了。在重庆的这段日子，正是日本强盗实行无差别轰炸的高潮期，几乎每天都有空袭。一下雨就赶紧进城采购点食品，天一放晴敌机就到。大家都站在山坡上，看着城里一团团的火光，高声咒骂着空中的豺狼。当敌机轰炸山坡上的民房时，母亲她们就钻到桌子下面躲藏。一次炸弹就在窗外炸响，她们耳朵好几天都听不到声音，母亲的心脏病就是轰炸留下的后遗症。

当年，渗透到大后方的敌伪间谋也不少，白天他们用反光的镜子为敌机标出重要位置，夜晚则用手电筒为敌机引导。市民们恨之入骨，常常冒着弹雨帮警察追捕这些汉奸。母亲说，她们也想出点力，站在路口盘问陌生人，但警察不准她们过江，告诉她们发现可疑的人尽快报告，不能冒险。

一九四一年六月，重庆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敌机轮番轰炸，持续了六个小时，上万人挤在狭小的防空洞里，终因氧气耗尽，数千人窒息而亡。母亲赶到现场，只见尸体一堆一堆摆在大街上，人们两眼冒火、双拳紧握，发誓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一九四二年，已经身无分文的母亲在街上结识了一个卖艺的姐妹，名叫陈翠花，全家靠杂耍卖艺，从山东流落到重庆，因姓名巧合，就把母亲认做妹妹，收留在这个杂技班子里，勉强混口饭吃。这次他们一家六口准备转到川东一带，母亲也跟着上路了。他们居无定所，行无目标，见有人处，锣一敲就铺开场子。母亲是文化人，帮着介绍招揽观众，帮着收钱，帮着记账，后来就成了这个杂技班的会计。不知不觉，到一九四二年底，竟来到了湖北房县，因紧靠五战区司令部，一时比较平静，这一待就待了三个月。

二

天下还是好人多，在房县母亲遇到了她第一个大恩人，并结为至交。此人姓徐名云兰，生于殷富之家，世代行医，家里开着药铺，在地方上极有声望。徐家大小姐聪慧过人，性格豪爽如同男儿，通诗书、精女红，且祖传的医术也已炉火纯青。她和我母亲一见如故，凭她家的地位和声誉，直接把我母亲推荐到房县中坝学校任教，一年可挣几石粮食，后考虑到母亲的实际水平，又举荐到竹山县中学。从此，母亲就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并在竹山扎下了根。

初到竹山，一个外乡人的口音、衣着引起了一些人的注目。母亲刚到二十岁，长发披肩，白色皮鞋，细细的金项链。一次在北门坡文庙前，被几个无赖拦住纠缠，母亲毫不胆怯，高声斥责，有学生听到，跑回学校告诉其他老师，十几个同事闻讯而来，小混混们落荒而逃。这一风波被一老师添油加醋，写成故事，刊登在《堵河文艺》上，母亲也因此有了点小名气。

生活安定下来后，母亲活泼的性格又显露出来了，能唱能跳、能写能画的才能也有了用武之地。当年有一批文艺青年汇聚山城，办刊物、出墙报、贴标语、巡街演出，宣传抗日，热火朝天。母亲自然是积极分子，每次演唱《松花江上》，总是声泪俱下，她组织了学生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梅娘曲》《大路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不料被当局以赤色嫌疑传唤到县党部，审讯带训戒了几天，最后学校出面担保，才洗清嫌疑，但要个人保证，不再参加未经官方批准的赤色宣传活动，对当局组织的活动，要随叫随到。母亲认为，只要是为了抗日，别说随叫随到，就是上火线，也绝不皱眉，二话不说就在保证书上签上了名字。谁知白纸黑字这一签，就签掉了三十年的安宁。

一九四三年，抗战已到了反攻阶段，母亲随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盼望着胜利早日到来，游子可以回家。妄图扭转败局的日寇进攻宜昌，败退到湖南南县，实施了血腥的大屠杀。三天之内，三万多人惨死于屠刀之下，举世震惊，各大小报刊报导了此事。母亲手拿着报纸，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自己离开南县十几年了，可父母哥嫂都在南洲镇，面对这天降大祸，母亲三天水米未沾牙，三天泪不干。原指望苦熬苦等，总有天亮的那一天，现在谁知亲人又遭这一劫。同事们都来劝慰，其中不乏东北、河北、山东的流亡者、大家天涯沦落，“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是同胞们共同的命运啊。

日本投降后，内战干戈又起，母亲回家的愿望只得放下。新中国诞生，母亲接到县长颁发的聘书，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为配合土改运动，白天上课，晚上出演《白毛女》《刘胡兰》。为完成扫盲工作，她主动下乡办妇女识字班，每日笑声不停，歌声不断。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家乡邮局写了求援信，请求代为寻亲。一个月后，喜讯传来，华容养父家音讯全无，但南县生母、哥嫂一切安好。哥哥杨海山已是国家干部，得知妹妹尚在人世，并当了教师，高兴地请了几桌客，照了合影照寄来，嘱咐妹妹努力工作，方便时回娘家一趟。母亲高兴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买了几包大前门香烟，逢人就敬，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我有妈了，我有家了。”大家都跑来送上祝福，分享她的幸福。一九五四年，母亲成家，后来就有了我们兄妹三人，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回家的打算一拖再拖。直到退休后，改革开放了，我们兄妹都成家立业了，大家一合计，由小妹陪同，母亲终于踏上了阔别六十年的故土。遗憾的是我外婆、舅舅、舅母都已作古，母亲的一把泪水只能洒在几座坟前。

一九八九年，母亲说教学生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教了好多年，就想亲眼看看天安门，暑假我就陪她到了北京。我们在金水桥前往返走了几个来回，又进故宫去参观。刚到五凤楼前，从侧门进来一辆大巴，下来一群人，有几个还手持小太阳膏药旗。母亲一见，突然精神失控，从花坛里摸了一块断砖，就向那几个日本人冲去。我一把抱住她，连连说：“这是外宾，不能乱来。”母亲吼叫起来：“我不管，这是仇敌，我苦了一辈子，就是这些狗日的害的，我要报仇。”几个工作人员也围上来安抚，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用手指着我的额头：“孩子，你给我记着，这血海深仇，世世代代不要忘了。”

母亲离开我二十多年了，这几句话，还总在我耳边震响。

编辑：陈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