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传统农具（二）

作者 喻斌（汉江师范学院教授）

传统的农耕生涯，春种秋收，最盼望的就是风调雨顺。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时代，再勤劳也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人们怕的是龙王，爱的是雨水。春天下雨了，文人的眼中全是“微雨燕双飞”、“楼台烟雨中”，而农民念叨的却是“春雨贵似油”。墒情也是机遇，许多活儿都得在雨中干，像插秧、栽红薯，雨中插的成活率就高些。雨中干活儿可不像诗中写的那样惬意，诗人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农民却说“麻风细雨湿衣裳，萝卜白菜吃家当”。雨润土地遍地绿，可雨浇周身也透心凉啊。弄不好感冒发烧，打针吃药。“栉风沐雨”、“顶风冒雨”、“风里来雨里去”，都含着一丝苦涩。“遮风挡雨”这一需求就摆到了农人的面前。

大自然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在古人能制造工具，能以毛皮、植物茎叶护体时，雨具也就随之出现了。大概是受到草叶、阔叶的启发，人们从单一的利用自然物开始，后经过选择、改造、加工，终于创造出了“蓑笠”这种雨具。

蓑衣

蓑，是用植物的茎叶编织成形，披在身上用以挡雨的一种雨具，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它的身影。《小雅·无羊》中唱道：“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写的是牧羊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样子。制作蓑衣的原材料多是就地取材，在我们鄂西北地区，有山有水，有坡有田，材料比较丰富。农家用的最普通的是稻草编织的，把收割脱粒后的稻草整理好，喷水使之湿润，捶打使之柔软，一小绺一小绺在绳网上交错盘结起来。里面很光滑，草衣部分露在外面，大约三寸长一截一截相互覆盖。上部分一个大三角形，留出领口，可盖住双肩和胳膊；下半部分长方形，能盖住整个臀部。穿时把两根肩带挂在肩上，胸前把系带系上就妥了。一般的老农民都会编织，心灵手巧的还能根据使用者的身材制出长短、厚薄、胖瘦各种型号。

稻草蓑衣的优点是成本低，稻草自己收集的，几乎不用花钱。再者比较厚实，冬天刮风下雪时，顶得上一件棉衣。缺点是稻草吃水，下雨天穿上它，重量不断增加。农民有句歇后语“下雨披蓑衣，越拖越重”，就用这一现象比喻负债人的窘境。再就是稻草蓑衣使用寿命短，打湿后如不尽快晒干，一沤烂了就报废，一件稻草蓑衣一般也就用个两年三年。苏东坡在词中就曾告诉朋友“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可见苏东坡还是了解农村的。

有的地方盛产龙须草，这是编蓑衣的上好材料。龙须草叶茎细长，柔软又有韧性，比稻草高了一个档次。它可搓绳、编席、造纸，可算得上是经济作物，当年供销社是按斤收购，还被封为郧阳的三大宝之一。制一件蓑衣至少要五六斤龙须草，成本得花上三四元钱，所以当年谁家能有一件龙须草蓑衣，就能证明家境不错。我们生产队有一家有这样一件蓑衣，成了家里的招牌，下雨舍不得穿，怕淋雨后没有了崭新时的青白色漂亮。白天总是挂在大门外晒着，晚上赶紧收进去。我曾问他为啥不嫌麻烦，他说大儿子要找媳妇了，给过路人留个好印象，营造好名声。

蓑衣中的高档品，还排不上龙须草，而是纯正不掺杂的棕蓑衣。这不仅仅是因为材料稀缺，技术要求也高。棕榈树在我们这一带虽不算罕见，但这种植物一个月只抽一匹叶子，一年也只能割一次棕。如采割超过了生长速度，树就活不长了。割下来天然的棕就像一块粗布，横竖都是纤维，主要用来制棕绳。棕不怎么怕潮湿，所以是制粗缆绳、绷棕床的好原料。用整匹棕编织蓑衣的技术比较复杂，农家自己制作的很少见，县里棕床加工厂可以制作棕蓑衣，作为商品在供销社出售，一件得七八元钱。我下乡当知青时，家里就为我添置了这种装备，下雨干活儿在一群稻草蓑衣之间，有那么一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这棕衣披在身上，御寒挡雨效果都不错，问题就是比草编的重很多，没打湿前就有十来斤，穿上它就像披挂上铠甲，人倒是威风凛凛，但总是舞扎不动，有点像木偶一样。

我们在西周的金文中发现了“蓑”字，像几束下垂的草茎，整个就是一件蓑衣的简笔画。几千年过去了，蓑衣仍然是那个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

斗笠

蓑衣解决了上半身淋雨的麻烦，保护脑袋的职责就由“笠”来承担了。笠肯定是受到荷叶的启发而出现的一种雨具，我们鄂西北地区都称为“斗笠”。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用竹篾编成网格匀称的圆盖形。在外层和内层之间夹上一层笋壳，再把边锁紧就成了。为了戴着舒适，人们在紧挨头皮的地方动了不少脑筋，有的编一个小竹圈，松紧有度；有的缝一个布圈，软硬适中。在中间突起的部位，人们叫它“斗笠碗”，形象倒是形象，就是这“碗”底朝上倒扣在脑袋上，不装饭菜只装思想。江南地区产一种叶子又宽又长的箬竹，除了包粽子，用来制斗笠也是佳绝。其淡雅的青绿色，天然地带着浓浓的诗意，只可惜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植物。还有一种是用竹篾编成骨架，糊上一层皮纸，再用桐油刷上几遍，晾干后就成了油斗笠。这种斗笠，外观漂亮、轻巧，散发出一股清香。特别是下雨时，雨水落在油纸上沙沙作响，甚是悦耳。但它也有缺点，一是太轻，一有风就乱飘，绑着带子也不行，还得腾出一只手扶着；二是油纸太薄，树枝一挂就破个洞，补都没法补。所以人们下地干活都舍不得用，雨中串门、走亲戚，或到河滩上放牛、水渠边看水才启用这“高档用品”。

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斗笠不仅具有工具的身份，而且开发出了装饰的功能。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整个越南都流行一种圆锥尖顶、个体较小的竹编斗笠，雨天防水，晴天遮阳。近些年在斗笠上涂上各种色彩，成为极富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大为畅销。这种斗笠也是舞台上的常见道具，一群姑娘，穿着筒裙，甩着长发，手持斗笠左摆右摇，傣族、壮族、高山族的竹林之风、椰林之韵扑面而来。当年一曲“我编斗笠送红军”，曾唱遍全国，大概就是斗笠舞的滥觞。

作为斗笠的近亲，还有更加大众化的草帽。草帽的原材料是麦秆，普通农家都得有几顶草帽。农家姑娘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编草帽辫子。麦子成熟后，妇女们直接到地里剪下符合标准的麦秆，把麦穗交给生产队，麦秆拿回家漂白洗净就可以动手了。

在乡下，姑娘们手巧不巧，会不会持家，这也是一条衡量标准。每年的端午节，对了亲的男方家里要给女方买袜子、手帕、花头绳、香皂等，未婚妻要为准女婿准备一双布草鞋，前面缀一朵红绒球，还有一顶亲手编织的新草帽。盘一顶草帽需几十米长的草辫，中间还不能断，这对姑娘就是一种考验。凡在准备礼物阶段的待嫁姑娘随身总有个布口袋，里面装着麦秆。人多的时候还不好意思拿出来，怕别人打趣，没人了赶紧编一段，月光下灯光下就是最佳工作时机，那一根根麦草在姑娘灵活的手指下跳动，编进去的都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小伙子得到了新草帽，自然是非常珍惜，下雨舍不得戴，大太阳也怕晒黑了，出工时又不愿把草帽孤零零扔在家里，就钉上一根带子，把草帽背在背上，一会儿看看，一会儿摸摸，有时还要和别人比比，谁的帽辫平整、圈数多、颜色白，谁脸上就有光彩。这样一来，帽带就成了姑娘们展示才艺的袖珍舞台，各显神通。有的扯宽花边做帽带，有的用几股毛线编成绳带，有的挽出几个花结。到了婚龄而没有福气背上新草帽的小伙子，自然就觉得矮人一头。现在去看看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老农民清一色的白毛巾包头，青年农民几乎都是标配的一顶米黄色草帽，阔大的帽圈上或画的是向日葵图案，或写着“劳动模范”“突击队员”“铁姑娘”这些红色大字。我们上山下乡时，县知青办送给每人一顶新草帽，“扎根农村  永远革命”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蓑衣斗笠进入文学殿堂大概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兴起，隐逸之风逐渐兴盛起来。隐士的领军人物首推严子陵，再就是隐士的楷模陶渊明。严子陵隐于江湖，垂钓水滨，将渔父和隐士的身份合二为一，启渔隐文化之先端，连李白、范仲淹这样有强烈济世志向的人都对他崇敬有加。于是许多归隐之人都扛起了钓竿，追逐着芦花，奔向了江边湖畔。为了遮风挡雨，也为了招摇过市，蓑笠就成了最合身、最中意的行头。

自从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问世后，身在江湖或心在江湖的文人，就给蓑笠注入了多种文化内涵，蓑笠慢慢由避雨工具演变成避世工具，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成了志向、情怀的外在标签。乌纱紫袍就是庸俗的代表，而青笠绿蓑才是高洁的化身。看看唐诗宋词，多少人对蓑笠表现出赞赏、羡慕、向往，柳宗元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杜荀鹤写“纵有风波犹得睡，总无蓑笠始为贫”，陆游写“蓑笠今成泽畔翁，故将余力牧鸡豚”，王士祯写“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从蓑笠用途的转化、内涵的不断丰富、价值的不断提升，我们可以说是劳动、劳动人民创造了诗，创造了文化。

今天，我们出门仍然需要雨具，“晴带雨伞，饱带干粮”就是祖训，可今天的伞不只是用来避雨，五颜六色的绸布伞、油纸伞、太阳伞，不但装扮人、也装扮景，蓑衣的痕迹也渐渐消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农用塑料薄膜走入农村，就宣告了蓑衣历史使命的终结。当年人们买上五尺塑料薄膜叠起一端，横穿一绳，绑在肩上，不透气不漏水，给干活儿的人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再后来，出现简易的雨衣，两只长袖一套上，风雨不侵。现在材料更是多样化，有小孩上学穿的，把背书包的位置都安排好了。有骑电瓶车穿的，有旅行穿的，最简易的叠起来只有火柴盒大，张开可盖住全身。当然，喜欢钓鱼的有更先进的保暖雨衣。蓑笠翁也只能在古画中露面了。

身边用具反映时代变迁，此言不虚。

编辑：陈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