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与世情

作者 喻斌（汉江师范学院教授）

春节期间，我一家老小自驾，朝西南方向转了一圈。可能在家关的时间长了，对窗外大千世界了解少了，乍一面世，竟有些“桃源中人”的感觉。最让我颇感新奇的是人们服饰上的变化。新春佳节，人们华服新装本属正常，可令我惊奇的并不在衣着的用料、色彩，而是种种新奇的样式让我大开了眼界。

一

正月初五，我到了贵阳市著名景区青岩古镇，这里主打少数民族风，镇上商铺栉列，基本上是服装、工艺品、食品几大类。大街小巷人头攒动，接踵摩肩，有趣的是，早些年旅游者只给孩子租一套民族服装拍照的现象，演变成大批游客或购或租上一套花花绿绿的衣帽，招摇过市、自赏过瘾的奇观。起先我揣测可能是景区工作人员着装为渲染特色、烘托气氛，但又见这些人或背双肩包、或提拉杆箱，行色匆匆。还有白发手杖客也身穿彩装，头上闪闪摇摇，全身叮叮当当，不像本地人。我和几位东北口音的老哥姐们攀谈，他们哈哈大笑，说是心里高兴，图一乐罢了。正所谓聊发少年狂，再温青春梦。我明白了，促使大家能这样放飞自我，并不仅是腰包鼓鼓的支撑，主要是心情使然，亮丽的服装显示出的是愉悦的心情。

除了西南一些景区的民族服装大汇展，从省城都市到边寨海岛，不管是五星级大酒店还是竹篱茅舍的民宿，早些年还寥若晨星、偶尔闪现的汉服，现已成燎原之势，遍地开花了。妙龄少女自然还是主角，“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的姑娘们大大方方，在我们身边穿梭往来。中老年男性也多有热衷此道者，许多耄耋老者，银发长须，红绸外套上金线蟠龙、福寿团花图案似张张笑脸，洋溢着一身喜气。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让人仿佛觉得是穿越到了大唐盛世。

前几天刷到年前一著名景区的广告，说在春节期间只要身穿汉服，免购门票。这当然是一种商业运作，以此吸引游客，提升人气。可惜广告里对“汉服”没有明确标准，我担心执行时会产生歧义。大家心知肚明，商业上的“汉服”，大概指有别于人们的日常服装，传统样式，古典风格。约定俗成的标准是男装为对襟布扣，女装为广袖长带。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当今服装制造业和服装学院教科书有无严格定义。假如有人钻牛角尖，死抬杠，问这“汉服”是汉族服装还是汉代服装，该如何回答？大概率会认为是汉民族服装。问题又来了，长袍马褂算不算？瓜皮帽、包头巾算不算？四兜立领的中山装算不算？民国风的学生装算不算？当然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这是瞎操心，只是想由此引出对服饰的思考，服饰衣冠在今天、在古代都有很多话题可供讨论探究。好比说为什么这几年汉服突然走红，是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复古型的服装以唐宋时代为依据，怎么不去搞顶戴花翎马蹄袖的清代样式？是审美倾向还是对盛衰的好恶？之所以有这么些话由，源于服装潜在的人文内涵和社会功能。

二

早在人类茹毛饮血时代，人与兽的区别并不大，人猿揖别后，人类最直接的变化是身上添了衣饰。一些描绘远古人类生活状态的图画、雕塑作品中，但凡现代人认为不便显露的部位，都会替他们遮挡起来。或是腰间围一兽皮，或是胸前挂一串草叶，好象人类最初的文明行为便是遮羞，这恐怕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衣物的出现，一定不是为了雅观，从生存需要上去推理，肯定是为了御寒和保护不受损伤，容易损伤的部位重点防护，一定与羞耻无关。

进入文明社会后，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等意识形态也陆续形成了，人们在衣饰上不断开发、注入人文因子，有些要求并通过法规制度固定下来，终于发展成为独特的服饰文化。这不仅是文明进程的标志，同时也是文明进程的结果。如《礼记》中多处提到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的着装要求，把穿戴上升到遵纪守法的高度。执政者搞这一套繁琐的穿衣戴帽条例，说穿了着眼的是当时的物质基础，防止普通百姓与他们分享优质生活资料。在还没有种植棉花的先秦时期，纺织原材料只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舒适、稀缺，麻织品粗糙较多产，于是规定贵族才允许穿丝织衣物。孟子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五十可以衣帛矣”，普通人如有幸活到五十岁，就有资格穿一件帛衣了。所以老百姓又被称为“布衣”。

冠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对冠格外重视。一是因为古人蓄发，长发需收拢；二是脑袋是制高点，第一印象由此而出，不能草率处理。所以就有了冠、弁、冕、帽、帻、巾等各类束发之物。冕旒是帝王的专利品，冠弁多为皮制品，成本较高，所以不许百姓染指。《释名》说“士冠，庶人巾”，庶人只能用一块布包住头。《玉篇》说：“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之于头。”原来是让劳力者用擦汗的布巾来包头，一物二用，真是煞费苦心。秦代尚黑，百姓用黑色头巾，所以又称“黔首”。汉代可用植物汁液染出青色，所以百姓又叫“苍头”。士大夫对头上的冠很是重视，镶美玉、嵌珍珠、垂缨络、插羽毛，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孔子的弟子子路与人拼杀，就是为了捡掉在地上的帽子而丢了性命，死前还申明：“君子死，冠不免。”《史记》载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大笑失态忘形，把帽带弄断，出了洋相，竟被写进了历史。

穿体面的服装，戴一顶合礼合规的帽子，基本上属于“士”这个阶层了，于是就有了“衣冠”这个词。穿戴都豪华叫“冠冕堂皇”，北方士族南迁叫“衣冠南渡”，达官贵人聚会叫“衣冠云集”，装腔作势叫“沐猴而冠”，伪善而丑恶叫“衣冠禽兽”。“衣冠”成了一个符号，成了士族的代名词。

汉唐到宋，经济发展了服装也多样化了，但衣分贵贱的原则没变，人们仍然可从衣着上分出贵族和平民。《史记》说原宪“终年空室蓬户，褐衣蔬食”。褐衣，这种棕黄色粗服就是穷人衣着的统称和标配。《诗经》中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杜诗中有“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有些人不是置办不起美服，而是礼制不允许。从汉到宋读书人一旦获得官职或科举高中，即刻就可以换衣服了。人们把这一转变叫“释褐”，甩了短袄，进入“衣马自轻肥”的行列，从此从青衫可以一直奋斗到紫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们虽然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但想有啥穿啥，想啥穿啥却是行不通的。

从今天的考古成果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汉民族服装的发展脉络，让人想不到的是，前后严丝合缝的连裆裤却出现得较晚，直到东汉，人们还穿的是开裆裤。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主人辛追夫人，身份不低，入殓时也没穿上连裆裤。大量的实物和画图表明，当时人们的下衣，只是两只裤腿的上部开口，露出前后裆，遮羞的任务由上衣来完成。上衣称“裾”，前襟为左右两片，一长一短。长的一片盖往短的一片，然后在身上缠绕一圈，再用腰带束住，安全的程度取决于裾襟的长短。女性下身多为裙，或以长裾深衣掩之。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视箕踞的坐姿为极不雅观。试想，两人面对面席地而坐，没穿内裤而叉开双腿，该有多粗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犊鼻裈应运而生。所谓犊鼻裈，就是一条遮羞布，六尺左右，在腰上缠一圈，再从胯下兜一圈，到后腰处打结，呈丁字状，又象牛的鼻孔，故称犊鼻裈。今天日本相扑运动的兜裆布“六尺裈”，就是汉代的犊鼻裈。其实就是一简易三角裤头，适于内而不宜外。西汉时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其父恼怒而断其供给。没有经济来源的夫妻俩专门在岳父门前开个酒店，卓文君跑堂当招待，司马相如在垆前洗盘子。一条犊鼻裈，两条白大腿，晃得老岳父无脸见人，只好拿一笔钱作嫁妆，打发他俩滚远点。可见犊鼻裈果然有一定的杀伤力。

从裤的发展来看，古人是非常重视隐私的，不该露的就得包住。这衣服首要功能是保暖，其次是遮羞，最后才是审美。至于分别贵贱，则是其社会功能。在这一点上，又能衍生出许多现象来。

三

衣冠制度的出发点是维护等级秩序，是以限制个人自由来强化统治权威，于是也就有了否定和逾越。尝试禁忌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但能穿而不穿或少穿，阻力就小多了。如竹林七贤的嵇康，他辞官的理由一是早上起不来床，二是官服扎得太紧，不能随意挠痒痒。多少人眼红的乌纱帽，他却视为烫手的山芋。喜自由性散淡的人很多，突破陈规的方式也不少，岸帻就较普遍。礼制要求，帻用于压发定冠，将长发挽起，以帻巾覆额，戴上冠后，方正严肃。可包头戴帽，想必不太舒服。胆大的人干脆扯掉这块布，或帽子也不要了，让头发飘散开，这象征放荡不羁，没点胆量是不敢干的。谢尚“酣饮于桓子野家，脱帻著帽”，肯定轰动，要不怎会写入《世说新语》。杜甫就十分惊叹张旭的“脱帽露顶王公前”，李白也表示自己要“明朝散发弄扁舟”。古时，脱帽散发就相当于今天光着膀子串大街，有点惊世骇俗。

鹤氅，法外的顶级时装。《世说新语》记王恭雪天外出，“乘高舆，披鹤氅裘”，路人见了赞其“真神仙中人”。两晋名士们爱这样耍酷，仙鹤羽毛织就的披风，肯定比官服夺目。

披鹤氅当然还要配上羽扇纶巾，要弹琴弈棋，饮酒吟啸，标准的魏晋风度。他们的前辈东吴周郎就爱这一套，后来写戏文、小说，都挪到诸葛亮身上了，鹤氅便也给打上了道家的印记。将岸帻、鹤氅联系起来考虑，就看出了服装上的反礼教倾向。去束缚、彰个性，后世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追求。袒胸露怀是一种极端，如猪八戒、鲁智深、李逵等人的造型。隐士们没有置办鹤氅的经济实力，就代之以蓑衣，垂钓江湖“一蓑烟雨任平生”。近代人搞出来一个斗篷，本是挡风寒的，有人却用来抖威风，民国时的一些风云人物就喜欢手持绿玉杖，身披黑斗篷。现代社会玩不成这些了，有人迷上了披外套，故意扣子不扣，两袖空垂，摇摇摆摆，自感潇洒。现男士多不戴帽子，心思花到了发型上，而女士顶起了帽子的大半个天。

纵观当今人们衣冠穿戴上的百花齐放，体现出的是民族的自信、时代的自信，以及个人魅力的自信。在令人欣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隐忧，求异走向了求怪、求开放走向了求开禁。内衣外穿的，大尺度露光的，无节制节省布料的，为大众所侧目，这恐怕不能全怪大众保守吧。满世界的汉服，将服装艺术之花点缀于生活中，人们都乐见之，可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如出现在某些工作岗位上，怕是有碍观瞻。T型台上的走秀，毕竟不能全搬到大马路上。

愿服装工作者、艺术家们，多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时俱进，为人民绘制美丽，创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