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回忆

作者 喻斌（汉江师范学院教授）

我从小就特别偏爱甜食，不抽烟、不贪酒，就是离不开糖。别人动手写作，常常会点一支烟、或泡一杯茶，我却是抓一把碎冰糖，冥思苦想时嘴里“咯嘣咯嘣”一嚼，也可起到提神作用。家里人担心这习惯影响健康，埋怨我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几次体检，血糖还算正常，所以也未强行干预。有人聊天时怀疑我体内是否缺少某种元素，我自己知道，这其实是从小形成的一种心理依赖、一种渴求的记忆定势。

虽有部分人偏好榴莲、臭豆腐这样的异味，但人们共同喜爱的美味应是甜味。试看不论是通俗的俚曲、还是文雅的诗歌，都把幸福的生活比喻为“日子甜”，把艰难的时光叫“苦日子”。日常生活中，甜的感受主要来源于糖，含糖量高的就格外受欢迎。有人说糖总没盐重要，糖不吃没事，盐不吃就没劲。这话倒也没错，问题是糖比盐稀缺、价格高，获取糖比买盐困难。我们常听老人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但没有谁说“我吃的糖比你吃的米多”。

一

对糖的喜爱，小孩比成年人表现强烈。大人的许多欲望是不好表露的，要讲礼仪、顾颜面，小孩的一些欲望又是源于大人不经意的诱导。父母总是对孩子说：“听话，给你买糖吃。”一九五八年流行一首歌，是对唱形式：“哎，你说，什么东西它最甜？自古俗语说得好，蜂蜜和冰糖它最甜。哎哟，你说得不对了，蜂蜜和冰糖怎么比得上，人民公社生活甜。”小孩子似懂非懂，只是记住了“蜂蜜和冰糖”。当这两样东西都难以见到时，骨子里就埋下了深深的渴望。你看小孩子进了商店，总会在糖果柜台前徘徊不去，看到别人嘴里含颗糖，不自由主地咽口水。越是不容易得到的，就越是挂在心上。1950年代出生的人，差不多都有关于糖的苦涩记忆和故事。

我的童年时代家境还可以，父母双职工，吃糖并不困难。从开始学习识字，就有附加条件了。母亲带我出门，见到标语、对联、门牌，总要教我认几个字。回家考核，记住了就奖励一颗糖。尝到认字的甜头了，一上街就缠着母亲要学字。叔叔阿姨都夸我这么小就爱学习，其实都是糖果的魅力。后来我用这招训练我的孩子，却一点儿都不灵。

进入1960年代，糖的身价就不断抬高了。成了小学生的我，没有了认字的福利，只好自力更生了。那时商店里水果糖蚕豆大小，晶莹透亮，一张彩纸包着，两头拧成麻花状。一分钱一颗，可孩子们哪来的零花钱呢？就算运气好捡到了一枚硬币，那要交给老师的，可不敢去换糖。谁要有了一颗糖，往往在衣袋里捂几天，在班上炫耀个遍还舍不得进嘴。大方的同学手里的糖块允许大家都来舔一下，有时抿了一半了，又吐出来包上，这样多享受几次。无用的包糖纸也会捋平了夹在书里，不时拿出来闻闻，回味已消失很久了的感觉。

当年农村盛行搞“小秋收”，许多山货都可以变钱。旧报纸、牙膏皮价钱好但老百姓家没有。挖红根、拾桐籽是大人的专利，轮不到小孩子。留给我们的都是仨瓜俩枣的小买卖，首选是卖桃仁杏仁，人们吃完桃杏把核随口一吐，我们捡来放进书包，攒多了就砸开剥出小仁晒干了卖。多次操作摸出了经验，找一破砖头，用铁钉掏出个小槽。桃核放进去不用手扶着，一石头下去，硬壳开裂，取出桃仁，还不伤手。一个暑假搞个两三斤，换上点硬通货，再进小卖部腰板就直了。其次是挖“三步跳”，药名叫半夏，荒草坡上很少。用小铲子撬出来，拇指大小一个，白色茎球，好几毛钱一斤。为了吃到糖，那时的孩子们又动脑又动手，远远超过今天搞的“社会实践”。

1960年代后期，商店几乎没有糖可供应了，什么都要票的特殊时期，糖票最难搞。按规定一是保证病人，凭药单子给半斤糖票。二是鼓励农民卖鸡蛋，每斤鸡蛋奖二两糖票。但还是有不少人消费不起，转手又用糖票换两角钱。那些急需买糖的人，就蹲在供销社或药铺门口守株待兔。运气好的话，一天可凑够一斤糖票。有这般耐心的人可不是自己嘴馋，大多是要去老丈人家。我们乡里的规矩，女婿上门少不了两斤糖。所以农村恭喜别人生了女儿，就说添了个“糖罐”。

为什么突然就没有糖了，也没有人来解释。我们老师倒是提到过：一怪美国，古巴运糖的船被他们挡住了；二怪苏修卡我们的脖子，糖肉鸡蛋都要抵债。还说他们刁得很，苹果、鸡蛋用竹圈套着量，大了小了都不合格。又讲中国人硬气，他们不要的我们也不要，倒进黑龙江喂鱼，他们晚上又去捞。

二

大人想吃点甜的换换口味，主要靠糖精——一种白色的结晶体，这玩意不要票，一小撮就能化一大杯甜水。再者做米酒，糯米蒸熟晾冷后，拌上酒曲，几天就酿好了，甜香扑鼻。如不成功，发酸了，就要靠糖精帮忙。小孩子也发现了新大陆，卫生院卖的宝塔糖，一种粉红色圆椎体有螺纹的打虫药，虽甜中带苦，但聊胜于无，当然买得起的人并不多。

在真糖难求的情况下，我们就去寻找替代品，一切有甜味、能进嘴的东西都在网罗之列。树上的枣、梨、桃是有主的，风险极大。味道好、易得手的就是包谷杆子，农家孩子都知道，包谷地里总有一些不结穗的“公杆”，表皮紫红色，去掉叶子就和甘蔗差不多，汁多味甜。因为不长包谷还占肥料，所以可以去砍来吃。我们放学后就一窝蜂地钻进地里找寻，多少都会有所斩获，然后你扛在肩上，我插在裤带上，跑到河边大快朵颐。最易得手的是白茅草根，路边田埂黄泥地随处可见，刨出一截白白胖胖的草根，嚼出微甜的汁水，然后“呸”的一声，把渣吐出老远。

还有一种野草，宽叶，形状像地黄，放牛娃们称为“蜂糖罐”，黄色小花的花心里总有芝麻大的一滴液体，略有甜味。我们趴在草丛里，用一根细竹签像探针一样蘸出来，小心翼翼地送到舌尖上，然后翻身仰卧，闭上双眼，细细品味。味道最好的是一种土名叫“岩芭子”的野果，比火棘果、山楂都好，可以和刺泡儿媲美，也不知学名叫什么。一根长长的藤茎，顺土坡延伸，隔几节就结一个小果子，外形象草莓，红红的半露地面，味道好极了。风险就是叶下常有毒蛇栖息，但这也挡不住我们搜寻的目光。

三

孩子们只能搞这些“过家家”似的小把戏，大人自有门道。物资匮乏时期，勤劳且灵活的人家，总能尽量把窘迫的日子过出滋味来。我二伯父就善于谋划经营，总能自制些可口的东西，几个侄儿没事就往他屋里钻。

伯父家屋檐下悬挂着八个蜂箱，养蜜蜂不会被割“尾巴”，所以每年有十多斤蜂蜜。他有一手收蜂的绝活，春天蜂群里诞生了新蜂王，就带领部分工蜂另寻新巢。伯父一听到空中嗡嗡响，就知道蜂群来了。赶紧戴上旧草帽，拿上抹了糖水的筛子追上去。一边撒土，一边“蜂王落，蜂王落”的念念有辞。用不了半小时，一大团蜜蜂都聚集到筛子上，再把它们引进新巢，就等着秋天割蜜了。二伯父房前屋后种着麦冬、白芍、生地这些药材，两棵大木瓜树的果子一大半晒干了卖给供销社，留下一点切成薄片，用蜂蜜一浸泡，简直是人间美味。

在粮食紧张的那几年，只听说没见过高档的麦芽糖、包谷糖，红薯糖倒是时有接触，二伯父每年都要熬红薯糖，都记得喊我们几个侄儿去解馋。晚饭后，红薯洗净下锅，灶里填满花栗树柴，火光熊熊，锅里翻花大浪，我们则围在锅沿边闻香气。熬糖不但费柴，也费时间。先从红薯里把糖分煮出来，变成糖稀，再把水分熬干，成为粘稠的糊状。看我们眼皮直打架，二妈就让我们先去睡，等我们睁开眼时，红薯糖已盛进瓦盆了。二伯拿一双筷子夹出一团，扯出丝来像织毛衣一样反复缠绕，直到紫红色呈透明的白色，才送入口中。

不掺其他而吃纯净的糖浆太奢侈了，人们一般是用红薯糖加工炒包谷花、米花或芝麻，装在密封的坛子里过年招待客人。二伯家熬糖完成后，第二天就是制作包谷花糖了，晒好了的包谷粒下锅，不停地翻炒。火候到了，开始炸花了，就叫我们站在锅台边大声笑闹。据说笑声越大，炸开的花越多。我们一起“哈哈”地傻笑。满锅“砰砰啪啪”炸个不停，蹦的遍地都是。红薯糖加热熔化后，包谷花也趁热入锅搅拌，再捏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球形糖团，就大功告成了。我们这首批食客，顾不上烫嘴，啃得双手粘糊糊，包谷花的碎片满脸都是，真是从嘴里一直甜到肚子里。

1980年代初，有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情节忘得差不多了，但插曲印象深刻。“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当时就想，等到人人都有糖吃的时候，那就真是“生活比蜜甜”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也退休了，每到过年，我都自告奋勇地去办年货，一见到花花绿绿的糖果柜还是忍不住眼睛发亮。当年颇能让人惊喜的“大白兔”“双喜”，都懒得看一眼，什么酒心巧克力，酥心奶糖，还有什么菠萝味的、草莓味的、水蜜桃味的、榴莲味的，直让你挑花眼。家里糖果盘里总是新的压陈的。小朋友们来了，从不拿正眼瞧，他们选的标准是看造型，什么小猪佩奇样的、什么小马宝莉样的、熊大熊二样的，反正我辈是落伍了。

前几天又去小商品市场开眼界，突然在各地特产区发现了阔别多年的红薯糖粘包谷花，每个都套了个袋子，甚是精致。久别重逢的惊喜，让我顾不得斯文雅观，抓起一个就啃。不对，不是当年的味。怎么了？红薯变种了？人的味蕾退化了？静思片刻，哦，是时代变了。

过去的“甜蜜”只存在于记忆库里，于是写下了这段“甜蜜”的记忆。注意，可不是甜蜜的“记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