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喻斌(汉江师范学院教授)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成为理政者、治史者的座右铭。就是我们普通百姓,也都深以为然。以史为鉴,早被公认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种认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世还会重复出现;我们今天一些值得肯定的做法,其实老祖先早就尝试过。西方人也曾讲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探寻规律,这就是史学的现实意义。
我们在了解历史时,常常被一些优秀人物的言行所感动,像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力量。史册中有不少治世的能臣、爱民的好官、清廉的良吏,足可以成为今天人们的镜子,他们的一些事迹,仍有其借鉴、参考价值。
《三国志·魏书》中的《郑浑传》就颇值得一读。郑浑系何许人也?提到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关云长、张翼德、周公瑾、鲁子敬、夏侯渊、张文远这些人大名都如雷贯耳,就是张松、蒋干这类人物也为人所熟知,可郑浑此人,肯定是了解的人少,不知的人多。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不见他露过脸。既然能在英雄豪杰云集的《三国志》人物列传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肯定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将篇幅不长的《郑浑传》细读一遍,还真会让人刮目相看。
郑浑出生于东汉的公卿世家,高祖郑众官至大司农,他哥哥郑泰与荀攸是好朋友,一起谋划过诛讨董卓的行动,曾担任过扬州刺史。在曹魏时期,郑浑以其才华为朝廷所用,受到曹操、曹丕两代君主的器重。他长年在州、郡担任地方主官。因多有创举,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才得以青史留名。
《郑浑传》中只记录了他在任地方官时,实施过的几项安民措施,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考量,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传主为官的责任担当,以及创造性的智慧。为民、务实,是他执政管理的基本特点。
一
郑浑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汉末自灵、桓二帝始,君权式微。董卓以后,豪杰并起,相互攻伐,战乱频仍。百姓九死一生,人口锐减。军阀多以杀戮而立威,以致十室九空。史书载,董卓在洛阳时,曾领兵到阳城,正碰上百姓于社庙聚会,遂下令全部斩杀,“驾其车重载妇女,以头系车辕,欢呼而还。”他为避诸侯兵锋,焚毁洛阳,将数百万人众强行迁移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就连以爱民自许的曹操,也有过多次屠城的恶行。
面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恐怖现实,一个小小的地方官,能把百姓的生死存亡作为责任、作为良心,该是多么可贵。当年无立足之地的刘备,就因为他第一次喊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就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拥护。当然他奉行“以人为本”的真正意图,是把人当作将事业做大、做强的“本钱”。在视人命如草芥的乱世,能有这种意识,也还是值得肯定的。
郑浑任邵陵令时,首先面临的就是人口流失问题,此处为中原腹地,由于战火连年,逃亡避难成了人们的日常境遇。东边杀来往西边跑,西边杀来再往东边逃。为逃亡方便,人们不置产业,不育子女,甚至形成了弃子的恶俗。王粲诗里写道:“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阮瑀诗里也写过弃子的现象:“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陈琳诗中“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就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生儿育女的态度。
郑浑知道,要想繁衍人口,民众必须有个安定的家。若要民众生活安定,必须使民众有恒产恒业。有业才会有产,有产才会有家,有家才会有口。他所有的精力、措施,都放在使百姓安居乐业、生存保障上面。当地人普遍不愿种地,原因是从种到收时间长,庄稼还长在地里,兵祸一起,人们就躲,等过段时间回来,地里空空荡荡。人们索性不种地了,家家置起了弓箭、钢叉、长矛、渔网,晴天上山打猎,雨天下水捕鱼。兵匪一来,扛起家伙就跑。平时过一天算一天,今天不想明天的事,谁敢养孩子呀!
郑浑决定从改变生产方式入手,努力为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他在邵陵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基本稳定,他反复给大家讲当前的战争局面:魏蜀之战,战线一般在陇西一带;魏吴之战,战线多会在淮河一带。邵陵紧邻许昌,现下一般情况,战火延伸不到,望大家定下心来,以务农为本。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收缴了民间的渔猎器具,把百姓牢牢拴在土地上。粮食一收到家,就告别了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种子一播下,也就播下了希望,就不再操心跑路了。
有了这个基础,下一步就开始解决人口增殖问题。郑浑颁布地方法令,开垦荒地让百姓耕种,对于丢弃不养孩子的治以重罪。“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几年功夫,吃穿问题解决了,人们生儿育女的热情也恢复了,破败冷落的乡村又有了生机。为了感恩这位父母官,生了男孩就用他的名字取名,好念他一辈子。于是就有了许多的张浑、李浑、王浑、赵浑。
郑浑在担任左冯翊郡守时,正值梁兴作乱,部众达五千多人,横行乡里,各县告急,纷纷要求把县署搬到郡城,大家合在一起来防守。郑浑否决了这些怕死的县令们的意见,命他们各守各县,自己亲自承担平乱重任。经过侦察了解,郑浑摸清了梁兴的底细,原来所谓五千人,大部分是裹挟来的百姓,核心力量死硬分子人并不多。男人被掳进匪巢后,家眷躲的躲,逃的逃。郑浑的平乱先从家属这边开始,派人四处寻访陷身乱军的家属,找到后妥善安置,然后传递信息让其前来认领。若对上号了,想和家人团聚回家,得去寻一家亲属,这才可以领回自己的妻儿老小,并在安全的地方安下家。这项措施一出台,乱军军心动摇,各找门路,逃亡的也抓紧回乡。村里多一户,匪中就少一人。与此同时,悬赏让老百姓一起参与剿匪,缴获所得,十分之七归立功者所有,自首者同样奖励。几个月后,四千多人归顺,梁兴领着不足千人转移到鄜州,被夏侯渊一网打尽。左冯翊就此安定下来,户籍田亩增加了,郡县日益繁荣祥和。
二
曹操准备进攻汉中之前,为确保后方的稳固,就任命郑浑担任京兆尹,经营长安周边地区。当时迁移和收容了大批无籍的人口充实城镇。郑浑制定了移居之法,由政府来安排居住地。法令规定:凡家境富裕,人口较多的家庭,就安排几户贫穷的作为邻居;凡善良仁义之家,就安排孤寡老人住在隔壁。这样村帮村,户帮户,虽做不到共同富裕,也还是起到了救困扶贫的作用。几年下来,京兆地区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保障。曹操大军进入汉中,京兆地区转送的军粮最多,郑浑由是受到曹操的嘉奖。
民心的向背关键在于利益,谁解决了人民的吃穿住行,人民就拥护谁、爱戴谁。丰衣足食,要人民自己创造,执政者得给人民以创造的条件。郑浑治理地方的着力点,除治安环境外,就是解决民众的吃和住。文帝时,他担任阳平郡太守、沛郡太守,着力点总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沛郡时,当地地势低下,常被水淹,百姓吃饭都是大问题。他问百姓为什么不好好种地,百姓回答水多无收。他又问为什么不种水稻,百姓说太麻烦,没种过。他就亲自动手,“躬率吏民兴立工役,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他这一项改革,解决了萧、相二县的水患,广开稻田,修筑堰塘水渠,使“鱼稻经久之利,丰民之本”成为了现实。
在魏郡太守任上,他到乡下巡视,见老百姓住房破破烂烂,一了解发现此地缺乏木材,于是发起了造林运动。根据自然条件,住宅统一规划,门前小院,统一栽上榆树。围成篱笆,空闲之地,遍植桃、杏、李、栗、枣五种果树。几年后,榆树成材,果木成林。家家有了宽敞的住房,房前屋后,硕果累累。人们一踏进魏郡之境,村落齐整如一,以致民得财足用饶。”魏明帝特下诏,表彰他的政绩,号召天下向他学习,并升他为将作大匠。这一专职宫室道路、桥梁修造的官职,授予一郡守,可见他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成绩。最令人感慨的是:“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一个让千万老百姓过上安定富裕生活的地方行政守宰,自己的妻儿却未能免于饥寒。说他德才兼备,一点儿也不虚妄。
读罢《郑浑传》,掩卷沉思,两千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吏,能有如此见识、如此胸怀、如此政绩,不由人不怀念、不敬佩、不深思。在以军功获爵位、换紫袍的年代,郑浑却一头扎进乡村,以微薄之力,救民于水火,这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他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立见效果。
禁猎倡农、奖育惩弃、施恩招降、改种增产、植树营宅、助贫扶弱,从根本上保证了老百姓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老百姓以其名为子命名,将他兴建的工程称为“郑陂”,并刻碑纪之,可见民众真心的爱戴。百姓衣食无忧,而自己家中却缺衣少食,这才是令人敬仰的真实的清廉。
千秋万代后,这样的官员仍值得学习,凡担有为民之责的公仆们,都应该以这面镜子照照自己,找找差距。读一遍《郑浑传》,定有收获。
编辑:于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