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绘画艺术的一次对话

作者 潘能军

潘能军：我们交往二十多年，信任或许源于专业落差。你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带来的共鸣？

姚强：差异恰恰是互补的镜子。写作与绘画看似殊途，实则同归——都是将混沌的情感提炼为可触的形态。你走进画室的“陌生感”，或许正是艺术最本真的状态：未知、探索、碰撞。争执反而是对彼此的尊重，因为我们都拒绝浮于表面的认同。

潘能军：《山野清风》曾是你构建美学体系的里程碑，如今创作节奏松弛，是年龄使然吗？

姚强：年轻时总想“建造体系”，像搭一座不容撼动的城堡。如今更愿做游牧者，让创作随风而行。松弛不是懈怠，而是学会与时间共舞——有些画需要急雨般的冲动，有些则需陈酿般的沉淀。年龄？它只是让我更清楚何时该握紧笔，何时该松开手。

潘能军：20年前在北京热血闯荡，如今回看四线城市的“憋屈”，是否遗憾？

姚强：那时像一只困兽，渴望被认可，又惧怕被驯服。北京的酒局里，曾梵志的狂、石冲的锐，让我既兴奋又自卑。但四线城市的“慢”反而成了庇护所——这里没有潮流的裹挟，只有独自面对画布的诚实。若重来，我仍会选择扎根此地，因为孤独才是艺术的襁褓。

潘能军：你轻看国画与书法，又对陈丹青、冷军有异议，是否偏执？

姚强：并非轻看，而是敬畏。油画之“油”是物质的堆叠，国画之“墨”是精神的流淌，二者本无高下，只是我选择与油彩肉搏。至于陈丹青的犀利、冷军的极致，我敬其才，但更警惕“技术崇拜”。艺术若沦为炫技，便失了痛感与体温。

潘能军：一幅画拖沓数年，是惰性还是深思？

姚强：画布上停滞的，往往是心里未解的结。有时添一笔就毁掉全局，有时等一场雨、读一本书，突然通了。创作如耕种，有些作物需三季成熟，揠苗助长只会颗粒无收。

潘能军：当代艺术纷乱，画家如何保持定力？

姚强：定力源于信自己骨血里的那团火。流派是路标，不是牢笼。走到半路“眼高手低”是幸事——若自觉圆满，才是真正的死亡。痛苦？那是艺术在呼吸。

潘能军：“建筑系列”映射时代变迁，哪些改变最触动你？

姚强：废墟与新楼的对峙，像时代的胎记。我曾痴迷于墙缝里的青苔、钢筋的锈迹——它们是被遗忘的史诗。如今更关注“消失的在场”：推土机轰鸣下的缄默，霓虹灯里藏着的乡愁。

潘能军：文学如何滋养你的绘画？

姚强：读《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魔幻让我看见现实的裂缝；读鲁迅，他的冷笔教我画出沉默的呐喊。文学是另一双眼，带我在色彩中捕捉故事的阴影。

潘能军：创作中会厌倦吗？

姚强：厌倦如影随形，但也是重启的契机。当我扔下画笔去钓鱼、种菜，看似逃离，实则是让土地教会我“等待”。未完成的作品在角落发酵，某天会突然喊我：“该回来了。”

潘能军：早年画中“藤篓子里的鸡蛋”“海边马皮”有何深意？

姚强：鸡蛋是脆弱的永恒，马皮是褪去的灵魂。那束“神秘的光”并非刻意营造，而是年少时对未知的敬畏。至于阐释？画一旦完成，便与作者无关——观者的眼睛才是最后的笔。

潘能军：为何少涉足武当文化题材？

姚强：武当的仙气太浓，我怕自己的油彩化不开。他人的画里已有足够多的金顶云雾，我更想画市井瓦檐下的人间烟火。

潘能军：你作品平和，但人却“怨怒”，矛盾吗？

姚强：愤怒是冰山的底座，画面是露出水面的尖角。若将怨气泼在画布上，只会污染色彩。真正的批判，是用宁静刺痛喧嚣。

潘能军：欧美艺术之旅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姚强：在卢浮宫看伦勃朗的自画像，暗影中的眼神像在拷问：“你敢直面自己的脆弱吗？”在MoMA，罗斯科的色块教会我——最简单的形式，能承载最复杂的情绪。

潘能军：有人说你是“艺术杜月笙”，江湖气是否必要？

姚强：（笑）江湖气？不过是直率罢了。画家不必扮清高，酒桌上扯嗓门、画室里闷头哭，都是真性情。艺术终究是人的艺术，缺了烟火气，才是真矫情。

潘能军：最后，对这次“门外汉”提问有何感想？

姚强：问题越“浅”，越逼人剥去术语的壳。写作与绘画，都是在混沌中找路。下次喝酒，该我向你提问了——比如，小说里的留白，可比油画难多喽。

编辑：陈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