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实力,谈什么自由

时间:2019-07-26 10:34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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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专题-4

□本报记者  郭菲

我对工作自由的理解,是相对于“体制内”的工作性质来说的。内心深处,我向往自由职业,或相对自由的工作环境。

然而初涉社会,我对自由的向往就被我爸扼杀在了摇篮里。毕业后我去了厦门,一周后,我便入职了一家公司成为“职场小白”。老板总说我看起来太青涩,担心我适应不了这种工作强度。但让他意外的是,半个月后我在一批新人当中率先拿到订单,新人中包括在某网工作三年的客服。

对自由的第一次妥协

正当我怀揣鸿志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向开明的老爸开始夺命连环call催我回家。

印象中的大事件里,这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妥协。在十堰“三支一扶”大学生面试时间的前一天,我赶回来了,从此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

原本我理想的工作环境是,自己每一点努力都能转化为看得见的价值,同事之间不忙的时候可以谈笑风生,老板面前不拘谨不担惊受怕,公司有茶水间,有活动室,有家的感觉。

理想自然丰满得流油,现实却骨感得硌人。我在十堰某区政务服务大厅里,做着枯燥重复的工作,前来办事的陌生面孔,很多时候都是不友好的。好几次,我都被一些蛮不讲理的人气哭。

来自内心追求与外界期待的不断冲突,让我成为一个矛盾体。两年的实践让我更加确定,自己不喜欢也不适合这种约束严格规矩繁多的工作性质。两年服务期满后,本可以续签合同,思考过后我还是坚定辞职了,尽管那是曾经给了我安全感、认识了一群单纯可爱同事的地方。

辞职后,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再整装出发,可没想到,休息的两周,成了我毕业以来最为焦虑不安的时期。上班时盼望休息,如今休息了,可以睡到自然醒了,我却空虚恐慌。身边的朋友早已安定下来稳步向上,我却在毕业两年后,成了一个失业的闲人,不仅一切从头开始,连去路的方向都不知道。

这时候我才明白,没有实力而向往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巨大的挫败感和被打击的自尊心。

理想再次夭折

焦虑与惶恐不允许我继续安心睡大觉,我很快找到了一份看似兼顾了稳定与自由的工作。

这是一家在招聘信息中注明国企的传媒公司。性质为国企,管理方式又相对私企化,带着满足和热情,我一鼓作气地干着。几个姑娘从一无所知开始摸索,建立着公司的新媒体模式。那期间,我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与擅长,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那是比薪水更让人安心的因素。

公司的工作环境的确是我理想中的样子,传媒部同事们是一群90后,总经理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工作时大家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工作之余就闲聊放歌,办公室里总是欢声笑语。老板希望我们在轻松的环境下工作,允许我们一边放着音乐一边做事,若是办公室太安静,反而会提醒我们“不要死气沉沉”。

办公室里有块巨大的墙面镜,我们随时可以在镜子前臭美。前台一侧还设有茶水间,红茶、绿茶、花茶、蜂蜜柚子茶应有尽有。抛开新业务、创收等压力,工作环境简直不要太安逸。

激情澎湃干活的同时,我逐渐摸清了公司的处境。说是国企,其实不过是某区政府二级单位与某企业共同控股成立的集团,在十堰设立的分公司。迟迟不见收益,上级也失去耐心,我们一心培育起来的平台项目岌岌可危。

在几次气氛紧张的会议后,董事长开始指名裁员,看着曾一起奋斗的小伙伴一个个离开,我再也忍受不了,主动提出了辞职。

就这样,我对自由的追求,再次夭折了,生命周期仅4个月。

自那以后,我意识到,自由绝不是形式上的少受约束,而是拥有拒绝违背内心原则的权利。体制也绝不是自由与否的分水岭。相反,在相对规范的制度下,自由才得以被尊重。

偶尔还是有从事自由职业的念头,但我不会再如以往横冲直撞。在没有享受自由的资本和实力之前,一切追求自由的行为,无异于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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