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纸加工，年产规模为4.1万吨竹木制浆，3.5万吨薄页纸和年产3.5万吨再生文化用纸。
欧洲在18世纪末迈入机械化造纸的时候，中国还停滞在家庭手工造纸阶段，战争后，大量进口的机制纸涌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手工纸市场，在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的思潮推动下，中国的机器造纸开始了其艰难起步的历程。自1882年从家民族资本性质的机器造纸厂在上海开办以来，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虽然国内陆陆续续创办了十几家机器造纸厂，但都因为受到时局动荡影响或者经营不善而破产、停产，到运动爆发时的1919年，国内实际运营的造纸厂只有8家，总共机制纸产量不到1万吨。甚至当时写“抵制日货”、“还我山东”的条幅所用的纸张也大部分是日本生产的纸张。而制约造纸行业发展的更大的问题是，国内还没有成熟的化学制浆技术，要生产出与“洋纸”竞争的纸张，所需要的木浆浆料、配套消耗品都只能依靠进口。1925年，上海宝源造纸厂曾经以白杨、松木的磨木浆及少量进口木浆试生产白报纸，虽然获得商务印书馆的认可，但还是因为原料、电力严重不足、无利可图而放弃。可以说，整个行业处于落后、无序、散乱的状态，就产品种类而言，绝大多数厂家只能利用竹浆及稻草、棉杆浆、破布等生产中低档的连史纸、包装纸、毛边纸等，就质量而言，根本无法与进口纸张竞争，只能与手工纸争夺市场。
1935年12月，陈彭年所著得《中国制纸工业之前途》一文，发表于《中国建设》第12卷第6期上，他呼吁国民和造纸同行对遍布全国各地的芦苇、稻草、竹子等资源大力开发利用，努力振兴中国造纸工业。到1936年，全国共有造纸厂39家，而上海一市就有11家厂，厂数占全国28.2％，纸产量2.7万吨，占全国27.65％。陈彭年所产的芦苇浆成为这11家造纸厂的主要原料来源。
为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人民币用纸。1954年初决定，以国营山西太原造纸厂为基础，抽调全国造纸行业的人物及相关技术人员，全力支持太原造纸厂研制钞纸的工作。轻工部内由纸业管理局直接指挥，纸管局的梁和陈彭年总工程师就成了轻工部与太纸的总指挥和总协调人，随同他们一同到太纸的还有杨懋选。从天津造纸厂调来具有专业造纸经验的谢宝善任太纸主任工程师。
为攻克尖埃这个头号“顽疾”，指挥部发动全员清洁卫生，用小型展览会教育职工，参试人对所涉设备大清洗，比如，清洗蒸煮锅、洗料池、把所有门窗加以密封，房顶全部罩上白布，用水过滤等，尘埃有减但未根除。到12月份，经群众找挖出自来水白水塔，清洗所涉所有水管尖埃窝，白水内加漂液消毒，尖埃才显著下降。为此，指挥部迅速制定了15条清洁卫生硬性规定，此后，参试人全都换穿上雨鞋，门口多了几盆清水，供大家清洗随身的小尖埃。打浆车间技术员为增强纸的强拉力，把一根麻的头与尾差距均计算出来，分别用在不同的地方。
在103纸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以王志刚带领的化验测试团队，科学核算资料与数据，成功掌握了“”树脂与其它的添加配制比例这一关键技术，为103物理强度的迅速上升，做出杰出贡献。技术员陈禹明发明了“军黄布氧化法”蒸煮脱色技术，成功解决了103纸的脱色问题，贡献突出；工艺组杨正方组长与太原市的一位杨姓银匠，成功研制成了星、贝多芬头像等高水准钞票纸的水印。后来为感恩杨姓银匠，还特意把他调入太纸，并为其养老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