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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呼吁每个人都进行创新，但对创新环境的保护是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回到正轨的为数不多的经时间检验的可行方法之一。除了确信未来一定会与今天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工匠们也以他们看似随意的方式确认了这点：他们不能告诉你什么是进步，但当他们所见之时就会领悟。
卡门认为当前不景气的就业率不是因为没有工作职位，而是因为很少有能匹配那些工作的受过足够教育的工人。“可悲的事实可能是，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工作，而是有足够能力和竞争力来匹配这些工作的劳动力。如果是这样，这个国家就要习惯失业率不断上升，即使经济好转、股市好转、富人变得更富。在我们建立这个国家之前，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的。”但几乎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工匠是可以训练的，虽然在20世纪已经有很多创造类似环境或企业的尝试，在这种环境中，工匠们可以集思广益，开发一些赚钱的创意。年轻的天才可以让美国重回全球强大的创新机器的位置这一观点，从好的方面看显得很天真，从坏的方面看显得很极端。
卡门对高失业率的看法听起来生硬且缺乏根据，特别是对于“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的成员来说。但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卡门的观点可能有一定的正确性。近，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包含了他们为编写关于美国创新脚步一书所收集的数据。虽然作者承认经济萧条是美国工作岗位持续短缺的罪魁祸首，但是迅速发展的科技加剧了这一问题。随着人们从事的工作越来越自动化，“简而言之，许多工人输给了机器”。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写道。在近的衰退中，平均每12个销售人员中就有1个失去了工作。在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企业开始探索利用技术来取代人类，这也导致了员工的失业。到2009年6月经济危机结束时，企业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支出增长了26%，而工资几乎还维持着原状。
因此，晚上他是一名话务员，工作忙碌到很晚。白天他是一个自由的*，*连于波士顿大大小小的电报商店，观察其他人都在用时下的技术做些什么。波士顿是那个年代的硅谷，到处都是有待发掘的新鲜事物。爱迪生曾给《话务员》杂志《Telegrapher》投过稿，写了许多他对电报机改良创新的看法——他目睹了许多疯狂新奇的事物，被激发出许多灵感和点子。正是这个时期，爱迪生建立起他标志性的在同一时间做多项工作的工匠模式。这激起了当地许多者和老板的浓厚兴趣，很快，爱迪生基于电报机技术发明的股价打印机就获得了一位电报员同事德威特·罗伯茨（Dewitt Roberts）的资助。
1878年9月，贝尔将西联电报告上法庭，指控后者盗取了其传送器技术。诉讼持续了近一年，后的结果是电报行业的龙头同意关闭刚刚兴起的领域中的所有业务，并用免收现有线及机的租金的条件从贝尔那里换来了20%的专利税，总额高达350万美元。这次交换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贝尔从此垄断了全美国的业务。爱迪生也在半信半疑中卖掉了他的技术。在贝尔与西联电报达成协议的几个月前，他就将自己的碳粉传送器以1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西联电报，对于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来说，这当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但相比于这项发明之后带来的巨大财富，这点钱只能算九牛一毛。令人奇怪的是，爱迪生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将他的报酬分17年，每年6 000美元给他，多出来的钱由利息。原来他是担心如果一下子把钱都给他，他会很快地挥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