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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天，母亲从南昌来北京，与岸青舅舅同住在北京医院。岸英曾几次来医院看望他们。岸英喜欢探讨政治问题，研究辩证法。每当他滔滔不绝的论述政见，我母亲总是聚精会神的听着，还不住的点头，认为他讲得很透彻，很精辟。然而没过多久，美帝挑起的朝鲜战争无情地中断了姐弟间的亲密交往，并且很快竟将他们分隔阴阳两界，再也无法相见了。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我母亲悲痛万分地说：“岸英是我们毛家有希望的一个啊！”“岸英的牺牲伯伯是多么痛心，而伯伯只能疼在心里啊！”以上的故事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这一切都来自我母亲的讲述。后来，我又看到、听到很多关于岸英的回忆。但是印象深、触动内心情感的，还是我们兄妹的两次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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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今天，很多外企里已经基本不需要行政与HR人才了。比如我所在的外企，人事与行政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外包的。我听说这是普遍现象。在杜拉拉的时代，去一家外企工作，在收入，发展空间，幸福感，面子等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的就业选项占压倒性优势。那时我国还基本没有像样的本土大企业，今天大家趋之若鹜的大厂有些还没成立。而如今，对于科技行业的求职者而言，外企的选项已经没有那么诱人了。
而此前的庭审中，法子英曾7次为劳荣枝开脱。俞晞称，在后一次会面中，法子英还交代了其犯下的其它，但因为证据链不完整，即仅有法子英一人供述，且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等种种原因，法院判决未予以认定，“劳荣枝落网后，也许会有新的悬案被发现”。这意味着，殒逝在劳、法人手中的生命可能不止7条。十年前的抓捕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