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中弛
一、先从目录说起
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刘文国、姚峰等人编著的《武当八百里》近日付梓面世。书寄到那天,武汉天气放晴。拆开塑封,我先看的不是正文,是目录。
三十六篇,一篇一处:升真岩、太玄洞、太平洞、常春岩、七真洞、长生岩、苍龙岭、太上岩、虎耳岩、灵应岩、金仙洞、隐仙岩、凌虚岩、三元古道、房陵大岩屋寺、月牙洞、湘子峰、白云岩、清微妙化岩……一路排下来,才轮到“四至”“八宝紫金锭”“骞林茶”“郑公墓”“琼台三观”“南岩”“紫金城”,末尾跟着三篇附录:《我们让山说话了》《一个摄影佬的碎碎念》《〈武当八百里〉专题片留言集萃》。
我翻了两遍,才反应过来一件事:金顶、南岩、紫霄这些最响的名字,全被放到了后面;排在最前头的,是升真岩、常春岩、虎耳岩这些连本地人都未必说得出方位的地方。
这个次序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座山的名气集中在山顶,一座山的命脉却散在四野。
二、把虚词换成坐标
“八百里”这三个字,最早是绊住我的地方。
地理意义上的“八百里”多半是虚指,说的是一种气象、一种辽阔。可这本书不肯停在气象上。成化二十年,明宪宗在《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里把这句虚词钉成了四方界石——“东至冠子山,西至鸦鹕寨,南至麦场凹,北至白庙儿”。虚词落了地,成了石头上凿出来的字。
而要让它真正落地,还得一处一处认。冠子山被认作丹江口与谷城交界的大界山一带;麦场凹落在丹江口与房县之间的界牌垭至分水岭;白庙儿就是今天的六里坪镇白庙村。最难的是西界。鸦鹕寨在明清至民国地图上都没有明确标注,几代人都绕着这个地名打转。最后是靠柯家垭子这个地理坐标,把搜索范围收到半径五公里之内,再在茅箭区南部康家村七组找到一个古称“垭虎寨”的方言音转痕迹:山脊以东属均州,以西归郧阳府,行政与地理在这里刚好咬合。
我出生生长就在十堰。从没想过,八百里武当的西界,就在我曾经路过的山坳里。一个被本地人随口念歪了的地名,藏着明代疆界最后一块拼图。地方性知识从来不是“小知识”,它只是还没被认真对待。
三、山的毛细血管
宫观是武当的骨架,岩洞是它的毛细血管。这本书写的就是后者。
我读得最慢的几篇,都和“考据发生在什么现场”有关。太平洞在丹江口盐池河镇武当口村,村里一直流传李时珍在此研制中草药的旧话,还留着土灶台的残迹;调查者循着元代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里“九卿峰……下有一岩,亦以是名”这一句,最终把九卿峰、九卿岩从纸面接回了山脊。凌虚岩在五龙宫西南约一公里半的桃源峰下,孙思邈、陈希夷都曾在此栖身;更动人的是岩脚那个大岩洞——比对《大岳太和山志》中“沈仙岩在飞升台西……石室偃仰,泉溜清幽”的记载,它被判定为三十六岩里久已失考的那一处。
七真洞海拔1185米,万历年间杨公培重修,宣统元年又集资修起九间道房;洞壁蜂窝状的岩体、上下两层之间朽坏的木梯、石壁上烟熏的痕迹,都在替一群没有留下姓名的修行人说话。玉虚岩临水悬壁,“丹台石室”“云霞胜景”八个字笔法遒劲,题者至今待考,但字在,岩就在。灵应岩立在五龙峰云锁深处,是唐代姚简求雨遇五气龙君之处,也是武当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庙宇。苍龙岭上那块嘉靖三十九年的空心铜碑,记着四百零八名官员的一场醮仪,一个王朝的心思,被留在了石头上。
方志里的一句话,落在山里是一整天的攀爬,有时是好几年的无功而返。读到这里我才明白,这本书真正的文体不是“游记”,是“证据”。
四、道长、博士与记者
读到最后,我越来越觉得这本书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是几种手艺合起来的。
刘文国先生的道名是“通理”。武当玄武派第十三代传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一代传人,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道教学院院长,又是省政协委员、十堰市政协副主席。一位道长肯把山里那些向来被当作“秘”的东西,一笔一笔写成“文”,摊开来给普通人看,这是胸襟。道家讲“理”讲“通”,他那个道名,倒像是给这本书预先写的注脚:通了,才能共;共了,才算传。
姚峰先生身上有两个身份在打架,也在互相成全:历史学博士,和十堰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的党委书记、主任。一边是学理,一边是平台。他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大意是界碑多立在古人流量大、便于传告的交通要道,一般就在路的垭口;界山多以大山大河为界,界山与界碑之间常隔着三到五公里。这句话不是从书上借来的,是从野外一趟一趟走出来的规律。他还从武当山石场沟采石场遗址那些“皇帝万岁”“永乐十年”“长沙卫”的摩崖里,读出一支被正史轻轻带过的队伍卫所军户,他称之为“皇家工程兵”,也是武当最早的定居建设者。
这个判断的分量,懂行的人才知道。它把一座道教名山的历史,从神仙叙事里拉回到了国家治理里:武当不只是信仰的产物,也是一套军政制度在荆襄腹地落地的实物证据。做文化研究的人最容易停在掌故与传说上,敢往制度层面再走一层,需要学养的底气。
编著之一的朱江先生是另一种人。媒体高级记者、摄影者,还是一位史料收藏者。2019年他编著的《武当抗战记忆》出版,后来又听说想再编一本《武当红军记忆》。为了查清老营烈士陵园里六位无名红军的来历,他揣着一部相机、一个采访本,跑了好几年。他写玉虚岩的那段文字我读了又读:“临水悬壁,登台西眺,丹峰焰起,琼阁玉现”,接着是“滟潋了时光,缱绻了岁月”。记者的笔容易滑向辞藻,但他的辞藻底下压着实物:碑、字、洞、摩崖。这不容易,这需要有“看见了才敢写”的自觉。
我大学时是学媒体做视频的,也是武当文化爱好者,读这几页时会有点坐不住。我们太擅长把文化做成流量,把一次艰难的踏查剪成十五秒的高光;而这本书走的是相反的路,把流量做成了文本,把一次性的观看,做成可以反复翻阅的记忆。
五、附录里的那些体温
让我放下书坐了一会儿的,是那三篇附录。
《我们让山说话了》,《一个摄影佬的碎碎念》,还有《专题片留言集萃》。导演和摄影师的絮语被收进书里,观众的留言也被收进书里。这个安排近乎天真,却极其诚实:它承认这本书是从镜头里长出来的,也承认镜头之外还站着一群人。
“我们让山说话了”,这个标题朴素到近乎笨。可它恰好说清了全书的伦理:不是我们替山说话,是让山自己说。写山的人一旦起了“代言”的念头,文字就开始飘;肯退到一边,把话筒递给碑、递给洞、递给一个村民的口述,文字才会重。
纪录片和书,是两种不同的慈悲。镜头是向外的,它要人看见;文字是向内的,它要人停留。镜头给人三分钟震撼,文字给人三个夜晚的辗转。把前者转成后者,难点不在资料,而在耐性,要肯把一次探洞的惊险,拆成一段岩层、一方碑文、一个传说的来历。这本书做到了,而且没有丢掉那份惊险。
六、合上书
合上书,夜已深沉。
我在十堰生活多年,上过金顶,看过日出,做大学毕业论文时还在武当山住了一阵子,却一次也没进过升真岩、太平洞、常春岩。我以为自己熟悉这座山,其实熟悉的只是它被人群踩过的那一条路。
这本书让我知道,自己还有多少路没走。
八百里,从来不是面积,是一个人愿意为一座山走多远。山志上的一句话,终究要用脚去兑现;而一个人对脚下土地的感情,也要用脚去兑现,用笔去兑现,用一生去兑现。
编辑:陈琦